(東西問)“年味中國”系列稿之三： “年夜飯”專屬于漢文化圈嗎？

中新社北京1月31日電 題：“年夜飯”專屬于漢文化圈嗎？

作者 徐雪瑩

這邊，酥爛的紅燒豬蹄泛著晶亮光澤，那頭，脆嫩的油燜大蝦滋滋作響。幾個餃子入口，年味循四面八方襲來。

歲盡除夕，年夜飯作為漢文化圈內盛大的節日儀典，承載著辭舊迎新、闔家團圓的祈愿與憧憬，彰顯著中華文明慎始敬終的品格。

“年夜飯”是漢文化圈的專屬印記嗎？

不同國家與地區的飲食結構、飲食觀念、文化蘊藉各有千秋，但以食為媒，寄托心愿，是中西共同的文化基因。

中國年夜飯注重谷、肉、蔬、果的搭配與平衡，尤其講究烹調手法，民間有爆、燒、炒、溜、煮等“伙房28法”。

中國自古便是農業大國，自先秦始，就以谷物、植物類為主要飲食，肉食佐之。年夜飯是一年豐饒之集大成者，不論豐子愷《過年》里提到的赤豆糯米飯，還是老舍《北京的春節》中的臘八粥，抑或陳忠實家鄉灞河臘月初五吃“五豆”，都儼然“小型的農業展覽會”，民俗風情和文明脈絡隱然其間。

一頓年夜飯，菜品的擇取與命名便蘊藉深遠。如餃子取“更歲交子”，魚類取“年年有余”，生菜寓意“生財”，年夜飯傳達出中國人對往昔收獲的慶賀，及企盼來年順風順水的美好心愿。

有中國飲食文化史研究認為，中國年夜飯最早源于商周時期年終的豐收祭享。隨后，這一習俗在精耕細作的小農社會里不斷發展，春節拜年、送灶神、祭祖先等活動應運而生。泛神性與世俗性成為春節的重要特征。

西方圣誕大餐則以葷食為主，如香腸、牛排、火雞、烤鵝等，佐以小菜點心。著名的菜式有英國烤火雞、德國烤鵝、法國鵝肝、奧地利鯉魚主菜等。

這與其秉承游牧民族、航海民族的文化基因有關。舊時歐洲、美洲等地以養殖、漁獵為主要生產方式，形成動物性食物為主的營養攝取結構。相較于中餐繁復的烹飪流程，西餐更偏好燒、煎、烤、炸、燜等烹飪方法，與快節奏生活相匹配。

“治大國若烹小鮮”與“快餐文化”

在中國，“民以食為天”。“食”一貫被置于中華文明演進的聚光燈下，不僅和養生、社交、祭祖等有千絲萬縷的聯系，還關乎宗族興旺、國家安定。

小到言語禮節，食的象征意義熔鑄于日常詞匯當中，如“家常便飯”“小菜一碟”“喝西北風”；大到治國為政，食成為善治善能的隱喻。《禮記·禮運》有言“夫禮之初，始諸飲食”，《道德經》“治大國，若烹小鮮”用調味烹煮類比治國藝術，《漢書》“洪范八政，食為政首”將飲食列入治國要事。食的精神貫穿于中華文明發展的綱領與細節，為中國“民本”的理念提供了生動注解。

食在西方，其文化意義雖不似中國包羅萬象，但同樣滲透著古老智慧。西方圣誕緣起于古羅馬人迎接新年的農神節，5世紀中葉后，教廷將其納入基督教體系，紀念耶穌降生。因而西方平安夜的不少菜式有著宗教性的底色。傳說煙熏火腿就源于圣誕老人從煙囪進屋，讓火腿帶上了煙熏味。西方習俗也體現了人們對未來的憧憬。如西班牙用獨具巧思的儀式開啟新年，隨著新年鐘聲敲響，人們要連吃十二顆葡萄，祝福來年每月諸事順利。

當代西方世界對于“食”不乏實用主義偏向的解讀。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將“食物”置于人類最低需求層級，飲食不過是滿足個體機能運轉的基本生理需求。這一語境下，食的功能屬性代替其文化屬性，成為線性思維方式下行為主體的意義所在。誕生于美國的西式快餐，即作為“工具”的食的代表。食物的“色香味形”及符號價值讓位于快速、方便、標準化的體驗。“快餐文化”“速食主義”等概念亦由此衍生。這股潮流與傳統中餐碰撞，孕育了現代中式快餐。

飲食差異帶來的文化誤讀曾籠罩多數外國人。英國美食作家扶霞·鄧洛普在《魚翅與花椒》一書中提及，過去西方人對于中餐總是很“驚恐”，因為有魚翅、海參等看起來像“橡膠”一樣的食物。但鄧洛普以自身經歷說明，雖然中西食材佐料有異，但不應為對方貼上“他者”的污名化標簽。品嘗異域飲食，不僅于自身文化歸屬、身份認同無損，反能打破刻板印象，解除文化誤讀。

談及美食，餃子湯圓自是正味，面包咖啡亦有其香。除夕大餐和圣誕盛宴雖發軔兩端，形式各異，精神內核卻不乏共鳴，顯影出真誠、熱烈的文明氣質。東西各式色香融合互鑒，既豐富了全球飲食文化，也成為不同文明學習溝通的“開胃前菜”。(完)

標簽： 年夜飯 之三 中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