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9年，36歲的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許宏開始擔任二里頭考古隊的隊長，一當就是20年。作為第三任隊長，他不負使命，入得研究室下得田野，帶領隊員挖掘出遺址的諸多“不動產”，包括作為城市主干道網的井字形大道、中國最早的帶有中軸線布局的大型建筑群、中國最早的帶有圍墻的官營手工業作坊區等，進一步揭開二里頭的神秘面紗。卸任隊長后，許宏將興趣轉向大眾寫作，向普通讀者講述考古之美與奧秘，成為考古界的“網紅”學者。《發現與推理：考古記事本末(一)》就是他最新一部作品，從丁公陶片上的11個字符到龐大的二里頭宮城，許宏用通俗不失專業的文字追憶他親歷的重大考古往事，也讓讀者窺到考古工作者不為人知的辛苦與興奮交織的生涯。

20年挖出二里頭“不動產”

問：很多人對考古隊的組織和制度還是挺陌生的，您能簡單介紹一下嗎?

許宏：考古發掘分為配合基本建設的發掘和主動性發掘，配合基本建設的發掘，就是從蓋房子到一些大型建筑工程，如果現場有需要的話，就臨時組建考古隊，按照文物保護法實行發掘，一般是短期的，可以形容為救火，一旦有需要就得馬上去，晚了可能就會被破壞了。而二里頭、殷墟這樣的大遺址，屬于主動發掘，是帶有學術目的的，考古隊會一直在這里工作，達幾十年甚至近百年。一般情況下，一個遺址只有一個考古隊，比如二里頭遺址、殷墟遺址，都是我們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這個所謂的“中國考古國家隊”派出的。這些古代都城的遺址，面積很大，發掘時間都很長，甚至幾代人才只挖了百分之幾比例的面積，我就是這種情況。一般春天和秋天最適合野外工作，夏天特別熱和冬天特別冷的時候，就轉入室內進行整理，就跟農民一樣，農忙時節就下地挖掘(笑)。

問：您接任第三代隊長時，當時二里頭遺址考古是一個什么水平?在任上20年，您發現了諸多重要的“不動產”，這些都在計劃中嗎?

許宏：我接手時，前輩已經發掘了40年。我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，但前輩的重心和貢獻是建構遺址的年代和框架，確立二里頭是中國重要早期都邑，但是還沒開始注重遺址的平面布局、聚落形態，也就是我說的“不動產”。我接手時，連遺址整個聚落的范圍和面積都不清楚。而我博士論文做的是城市考古，這方面是專長，從這個角度來思考問題就有不少發現。我在書里引用中國考古學泰斗蘇秉琦先生的話說，“在考古工作中，只有想到什么，才能遇到什么”。這對我啟發很大，像二里頭宮城,真是“想出來的工程”，是大膽假設，小心求證。但這些發現也絕對不是敢想就有，是技術路線、理念方法對了頭。

問：二里頭遺址已經挖掘了60年，但仍只是一小部分，接下來還有哪些方向可以探索?

許宏：2019年，我把隊長任務交給了我的副手、現任領隊趙海濤，相信在年輕學者的手中，二里頭考古必將展現出新的輝煌。我一直說，科技使考古插上翅膀，多學科多手段的介入，會使我們更大限度地從歷史遺存中攫取信息，這是不可預見限量的，今后我們會有更多前人不知道的新收獲。比如前段時間三星堆考古的幾個器物坑，雖說晚發現了30多年很遺憾，但幸運的是，我們國家現在條件不一樣了，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來精工細作，收獲就特別多，一些原先非常不容易發現的東西，像絲綢等有機質的遺存就會被發掘出來。二里頭現在也做得非常細。

問：這本書叫做“發現與推理”，里面談到很多考古學的想象力，但您也說考古學是“一分材料說一分話”，那么想象的限度在哪里?

許宏：考古人像偵探，研究對象支離破碎，我們就是在試圖用這些碎片把歷史圖景盡可能地拼合起來，最大限度地迫近歷史真實。如果沒有一定的推理甚至想象力的話，碎片就是碎片，根本構不成一個完整的圖像。而如果要串聯起來，就需要邏輯推理甚至一定的想象力，這想象力實際上就是推論和假說。在上古史和考古學領域，我們不能排除任何假說所代表的可能性，這些可能性之間是不排他的。當我意識到我只能給出推論和假說而不是定論，就會時時警醒，一定要意識到自己思維的局限性。當然想象和提出假說的前提是你得有證據，絕不能是憑空的，那就跟考古沒有關系了。

當考古隊長得學會“江湖”

問：書里寫到您擔任考古隊長期間的一些趣事，很接地氣,在您體驗里，怎么才能當好考古隊長?

許宏：有網友看書后在微博留言說，感覺許老師處理起問題來很“社會”。我們的田野考古工作，跟白領坐辦公室完全不是一個概念，是跟社會打交道，要應付純學術以外的許多東西。你必須做“多面人”，平時灰頭土臉的在田野上，不僅要完成業務，還要管隊里的技師、民工、學生，處理跟各方面的關系，精打細算，都頗費心力。但只有把大量時間花在這些學術之外的事上，才能保證田野考古研究工作的順利進行。所以我常說并不是誰都愿意當考古隊長，也不是誰都能當好考古隊長。我在二里頭這些年，一個副產品就是交了一堆朋友，從政府官員、企業家到村委干部、一般百姓，跟好多人都能掏心窩交朋友，開玩笑，喝酒談心。大家對我也很不錯，覺得我比較隨和，沒有知識分子的架子，還是贏得了不少“民心”。

問：看您以前曾立志做一個純粹的考古學家，但十多年前起,開始著手面向大眾讀者的寫作，是怎么有這個意識的轉變呢?

許宏：我之前是個嚴謹到偏于保守的考古學家，根本沒有面向公眾的想法。上世紀90年代，我們有同事發表文章，討論公眾需要什么樣的考古學，當時我覺得這個討論非常好，但并不需要所有考古人都思考這樣的問題，我自己就沒有必要思考。

但后來隨著田野工作的展開，閱歷的豐富，國家社會經濟轉型，全民文化素養提高，我意識到我們是生產精神食糧的，應該讓納稅人知道這些錢花在哪兒了，有了什么樣的成果。加上自己以前也做文學夢，歪打誤撞進了考古門，大家都說文筆還可以，我也樂于做這種語言轉換。第一本小書《最早的中國》是2009年出版的，寫作還要更早一兩年。那時科學出版社文物考古分社社長約我寫點這類東西，我當時總覺得我的安身立命之本是寫考古報告，寫不成這些，但受他鼓勵，就寫出來一本，然后一點點找到感覺，現在已經出了好幾本了。之前的《何以中國》《大都無城》都是正論性的，寫自己的研究對象，而《發現與推理》是第一本用講故事的方式來談考古史，談考古和考古人的故事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念想，每個人的不同時間段也有不同的念想，當隊長的時候是努力要在田野考古上有所作為，現在成果出來了，我覺得可以做點自己喜歡做的事，寫自己喜歡寫的東西了,形式上可能更加活潑生動一些，但態度還是嚴謹的。我希望未來如果身體健康的話，能是一個高產的非虛構作家(笑)。

考古學家是最后被AI取代的職業之一

問：人們總說考古很冷門，但每一次考古成果出來，大家又都非常關心，比如前段時間三星堆遺跡的發掘，還有每年十大考古新發現、博物館文旅文創等，頻頻登上熱搜。為什么人們現在對考古文博會懷有這么大的熱情呢?據您觀察這些年的趨勢是怎么樣的?

許宏：這跟大的社會背景有關系，三四十年前，考古學就是象牙塔的學問，一般人不理解也不感興趣，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水平也沒到那一步。后來隨著《探索與發現》等節目播出，人們對考古開始感興趣了，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傾向。

作為一個考古人，我們當然樂見自己的研究成果得到關注。今年正好是中國考古學誕生100周年，其實中國考古學誕生之初就是一門顯學，那時西方列強進來，我們被打醒，需要解決我是誰、我是怎么來的、中國是怎么來的這些終極問題，考古學就應運而生。于是我的前輩們花了大量精力在田野上，進行話語轉換，讓這些“無字地書”進入教科書，讓公眾知道，所以就相對沉寂，現在又熱了起來。

不過熱里也應該有一點冷思考，考古學真有那么大作用嗎?我們是不是被推到了一個不該有的位置?我一直說田野考古工作最不適合做直播，因為都是大量的長時間的扎扎實實默默無聞的工作，不是說像芝麻開門，寶藏大門一下被打開的感覺。還有些年輕朋友是從《盜墓筆記》、《鬼吹燈》等盜墓題材小說里了解這方面知識，那些跟考古完全沒有關系，只是借用了考古的一些要素，根本就沒有那些懸疑和驚悚的東西。我們只是在用我們的手鏟來翻這本無字地書，探究我們的文明史。

但不管怎么樣，考古成為熱門是個好事，三星堆發掘那段時間，我們這些學者也參與討論，接受媒體采訪，答疑解惑，這樣至少公眾能從中有一定收獲，讓許多認識趨于平和和理性，這是令人欣慰的。

問：去年考古圈一個出圈的事是湖南的鐘芳蓉同學報考北大考古系，當時您和她有過一次對話，一方面歡迎她加入考古行業，另一方面也讓她保持平常心。鐘同學的選擇當時引發一些網友爭議，您會怎么去看這些爭議和她的選擇?

許宏：我對考古學科還是有很大的自信，像我一個哲學家朋友說的，考古學是一門本源性的學科，會給其他學科和公眾提供靈感和給養，我覺得這個說得非常在理。我們絕大多數家長和學生，在選擇專業的時候，是從“術”的層面上考慮的，但少數人也在考慮“道”的層面。考古學是一門研究人的學問，最后是能上升到“道”的。

專業的有用和沒用都是相對的，新的AI技術會讓許多職業消失，被算法取代，從事這些職業的人就會面臨失業的威脅，但是不謙虛地說，考古學家應該會是最后被AI取代的職業之一，因為他們玩的是高級智力游戲。考古學號稱文科中的理工科，我曾說它有兩大美，一是發現之美，二是思辨之美，這都是很難被替代的。真正不變的應該是，不管你學什么，都能掌握一門不可替代的絕活，才能立于不敗之地。

(作者：張玉瑤)

標簽： 考古之美，大眾寫作，二里頭宮城，不動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