對話 · 陶勇

以下為采訪摘要

(資料圖)

一起暴力傷醫事件 讓他險些喪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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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話 陶勇

三年前，他是轟動全國的“傷醫案”受害者。

△陶勇

陶勇：左手受傷的地方肌肉已經萎縮了，現在是僵硬的狀態，不是很舒服，所以老得用手去掰一掰。田川：現在還需要做復健嗎？陶勇：已經過去三年了，不用做了。田川：手受傷之后給生活帶來哪些不便？陶勇：比如現在不能用雙手打字了，穿襯衫的時候，右手的袖扣得讓別人幫忙系。包括做手術，以前可以自己戴手套，現在得讓別人幫忙把手套撐開，我再把手伸進去。田川：現在還可以做手術嗎？陶勇：可以，因為我的右手沒問題，所以有的手術還是可以做的。田川：經歷過那些事之后，會把人性當中的惡放大嗎？陶勇：事實上不會。受傷后我朋友本來想說一些安慰的話，但后來發現完全沒有必要。

△陶勇的左手因為受傷無法伸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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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1月20日下午，北京朝陽醫院眼科的陶勇醫生，正在診室內為患者看病。在毫無防備的陶勇身后，兇手突然舉起了菜刀……在整個襲擊過程中，陶勇頭部被砍三刀，造成顱腦外傷，身體還有多處刀傷，多處骨折，神經、肌肉斷裂，左臂和左手受傷最為嚴重。陶勇失血1500毫升，命懸一線……

陶勇：其實剛醒來的時候顧不上怨天尤人，因為腦水腫的厲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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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劇痛中醒來時，已是第二天中午。陶勇發現自己躺在重癥監護病房。熟悉的病房，卻是不同的視角。他被固定在床上，只能看到天花板。

陶勇：我覺得做醫生的一個好處是，因為你每天面對的都是身心痛苦的煎熬，所以在看到自己還享有健康，享有別人看似正常的東西時，就會覺得是一種恩賜，就會感恩。所以醒來后我就想，不管怎樣，只要我熬過最難的這段時期，后面總還有機會做自己的事情，我還有自己的家庭，自己的事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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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傷幾天之后，警察告訴陶勇兇手名字時，陶勇愣住了。兇手是自己接診不久的一位病人。一年前右眼視網膜脫落。在找到陶勇之前，已經在別的醫生那里做過三次手術，出現嚴重并發癥，眼球萎縮。陶勇自問，做到了最好的治療方案，保住了他的眼球和部分視力。手術后，陶勇還特意為他節省治療費用。誰知曾經的病人不但不滿意療效，還要置陶勇醫生于死地……陶勇說，我對他的不解，遠大于恨。一面是意外的兇殘，一面是意外的感動。事后陶勇才搞清楚，受傷當天有4個人為他擋刀，還有一名護士冒死相救，才終于保全了他的性命。

陶勇：有一個我們科室的員工，赤手空拳替我擋刀跟歹徒搏斗，耳朵被削掉半個，腦門上的血包三個月都沒下去。后來一個同行跟我說，他從沒見過哪個單位的員工，會為了自己的領導這么奮不顧身。其實我也沒想到，我還跟這個同事聊過，他就說我平時對他挺好的，不是那種虛偽的好。還有一個幫我的志愿者，腦門縫了17針，出了一個大大的血包。還有一個患者的媽媽，她用手幫我擋刀，三個掌指關節到現在都是畸形的。事后調錄像，才發現還有一個快遞小哥也在幫我，他其實就是一個路過的陌生人，我之前都沒見過他。

我打心眼兒里感激這些人，他們不光在關鍵時刻替我爭取到了寶貴的逃脫時間。過去都是在報紙和新聞里看到見義勇為的事件，但這次真真切切發生在自己身上，你會覺得人性的善良和無私，是客觀存在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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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1月20日，一夜之間，40歲的陶勇成為新聞人物。無數人為他祈禱、祝福，與此同時也不禁擔憂和惋惜。陶勇清醒之后，忍著劇痛，口述了一首詩，讓人發在網上。陶勇在詩里寫道，“我把光明捧在手中”，“照亮每一個人的臉龐”。

△大家自發為陶勇送去鮮花和祝福

陶勇：后來有很多陌生人給我寫信，捐款。還有小學生說，陶醫生，我長大了要以你為榜樣。去高校演講的時候，有人說自己的高考作文寫的是我。田川：面對大家的期待，你會覺得有壓力嗎？陶勇：與其說是壓力，我更覺得是動力。我還沒有出名到大家的關注會把我壓得喘不過氣，也沒人會24小時盯著我，所以眼下我覺得還好。當我讀到大家的信，就覺得應該要努力提醒自己，規范自己。今天的自己要比昨天更優秀一些，因為來看我“演出”的觀眾更多了。讓自己過得更好的同時，也要想辦法讓別人過得更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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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初春的傍晚時分，在下班后的北京朝陽醫院眼科，陶勇又約了一位病人。在陶勇看來，長期的相處，讓他和病人與家屬們慢慢形成一種復雜的關系。不像醫生和患者，也不像家人，有點像一個戰壕的戰友。大家共同的敵人，就是病魔。陶勇享受被需要的感覺。對病人，陶勇除了給出醫療建議，也常常進行安慰和鼓勵。陶勇說，希望，是唯一價廉而有效的，可以對抗人間疾苦的方法。

田川：現在還會去出事的那個診室嗎？陶勇：有時候會去。田川：第一次回去的時候是什么心情？陶勇：進去的時候發現多了一個后門，我就問怎么把墻改造了？同事說醫院考慮還是要多準備一個安全通道。僅此而已，沒別的了。田川：心里沒有任何波瀾？陶勇：其實還好。我就是沒心沒肺，能吃能睡。田川：本身性格就是這樣嗎？陶勇：不是，也是慢慢磨練出來的。學醫會遇到很多東西，比如上本科的時候，老師帶我們去急診學習，在那里會看到很多因為意外傷胳膊斷腿的患者。再到后來當臨床大夫，會遇到很多悲傷和痛苦的事情。可能有的人你就是無法挽救他的生命，無法挽救他的視力......面對這些痛苦，你要么變得麻木，熟視無睹，要么神經敏感，自己天天以淚洗面。但這樣你也沒法工作了，就不能去幫助別人了。我覺得還有一個狀態，就是把痛苦變成“疫苗”，讓自己變得更強大。雖然你不能幫助眼下的患者獲得光明，但是你會努力地想辦法，在實驗室用更多的汗水和智慧開發新手段，去挽救下一個患者。同時這些患者面對痛苦時的堅強，也會是我在遇到突如其來的意外時的“抗體”。所以我不是天生沒心沒肺，只不過是經歷了這些后慢慢變得能吃能睡。

不要讓醫生孤軍奮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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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0年，陶勇出生在江西省南城縣。他是天生的“好學生”，喜歡書本，喜歡學習。從小就是傳說中“別人家的孩子”，名副其實的“小鎮做題家”。陶勇說，自己好像注定要從醫。小時候看武俠劇，小伙伴都崇拜大俠，陶勇卻仰慕戲里的神醫。中學開始，數理化讓他深深著迷。每次路過醫院，總會對紅十字和醫護人員肅然起敬。高考時，陶勇毫不猶豫報考了當時的北京醫科大學，也就是后來的北京大學醫學部。

陶勇：我在20歲的時候想象的場景是，自己要成為一個厲害的醫生，而不是滿足于這個職業能給我帶來的穩定。所以在我40歲的時候會繼續往前走，不會停留在給自己畫的邊界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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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歲，陶勇從北京大學醫學部以博士身份畢業時，作為北大全校畢業生代表上臺講話。陶勇31歲就當上了最年輕的碩導、副主任醫師、副教授；35歲，成為主任醫師；37歲擔任博士生導師。如今他是北京朝陽醫院的眼科主任醫師、教授、博士生導師；他是葡萄膜與眼底病專家；眼科精準診療和數字化的先行者。

△受傷前 陶勇為患者進行眼部手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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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過這次危難，陶勇發現最需要愛心的地方其實是醫院。醫院集中了太多被病痛折磨的患者，也集中了忙得不可開交的醫護人員。受傷之后，陶勇在醫院里做了兩件事情，一手硬一手軟。一手硬就是去呼吁，進醫院做安檢。北京市十五屆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了《北京市醫院安全秩序管理規定》。2020年7月1日，陶勇受傷5個月后，北京所有醫院，都建立安檢制度。陶勇的期待成為現實。陶勇還有一手軟，朝陽眼科與紅十字基金會合作，讓志愿者為病人提供志愿服務，讓來就醫的人感受到關愛和幫助，讓醫護人員專注在醫療工作上。診室門口還會放上面包和水。陶勇說，病人等久了，血糖低，脾氣躁。吃點面包，血糖升上來，氣也就順了。

田川：有了從醫生變成患者的經歷后，再看患者時會有不一樣的視角嗎？陶勇：我覺得現在理解病人會比原來更多面。我現在會覺得，我們看的更多的不是眼病，而是要多去觀察一個人的內心。其實很多眼科疾病都是心身疾病。例如青光眼，患者不僅是眼壓高，眼睛疼，頭疼，他們在性格上也會比較急躁，不容易相信人。所以人的心理和生理是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。現在的模式是疾病心理社會醫學模式。更高級的手段是形成一個環境，讓患者產生信任，有很好的依從性，能夠配合做治療，同時又能實現更好的社會屬性。如果把病人變成了職業病人，讓他天天來醫院掛號、排隊、檢查，最后眼睛是好了，但人也廢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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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勇認為，醫患矛盾，不能簡單地歸結在醫生和患者身上，還有社會法規、醫療體系、就醫環境、服務配套等眾多因素，而醫生和患者只不過是露出水面的一部分冰山。

陶勇：小時候，我們當地連眼科醫生都沒有，只有一個五官科醫生。他唯一的檢查設備就是一個大手電筒。那個時候都是醫生說啥是啥，看病也都是到了晚期，癥狀非常明顯了才去。像白內障，以前我們說“熟了”才能做手術，你不做就失明，就一條路。所以以前叫醫生決策。但現在不一樣了。現在你做個CT，沒有咯血，沒有咳嗽，沒有任何呼吸困難，就是一個很小的結節，你做不做手術？做完可能是良性的，也可能是惡性的。現在是醫生患者共同決策模式，我們不能替患者做主和決策。田川：但患者可能就是因為不具備足夠的專業知識，所以才想請教醫生。共同決策的模式會不會造成彼此誤會，覺得是在踢皮球，誰都不想負責？陶勇：這個問題其實還存在另一個反向問題。曾經有一個導演跟我說，你們醫生太不像話了，我去看病，醫生都瞞著我不肯說病情，一定要把家屬叫來。我問他你希望怎樣，他說就應該告訴我實情。我又問他，如果現在是你爸爸得了肺癌晚期，你是希望醫生如實地告訴你爸爸還是不告訴？他想了一下說，不告訴，應該告訴我。輪到他自己他說要告訴本人，輪到他爸爸他就說不能告訴本人。所以這其實是一個文化風俗問題，沒有一個醫生可以完美解決這個問題，因為無論對患者本人說與不說，都是錯。我們不能過度苛責一個醫生去挑戰文化和風俗。他更不能逾越法律底線，替別人做決策。這件事情我們只能是科普，以及形成有效的幫扶環境。例如我們現在有相關的咨詢辦公室，甚至有些地方在做手術談話時還會有律師介入，有保險公司參與……我認為這些方法都是在努力對抗現實問題，是積極的解決態度。不要讓醫生孤軍奮戰。

田川：有人說，對患者家屬坦言比做好一臺手術還難，您怎么看這句話？陶勇：手術是技術活，有跡可循，它雖然難，但通過勤奮和刻苦是可以做到的。但每個人的想法都不一樣，想把每個人都溝通好，比登天還難。醫生也是凡人，沒法背上所有人的要求。既要開好藥，做好手術，搞好科研，還要讓每一位患者都賓至如歸，最好還不用他花什么錢。那不是一個人能做到的，我們不能為這樣的錯誤要求買單。我們應該呼吁形成一種體制和機制，而不是一味的要自己少休息，我不認為這是科學的解決方式。我們需要衛生部門、公益機構，以及政策制定者和大眾一起參與醫療環境的制定。只有集體努力，才有可能實現一個更好的環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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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年過去了，43歲的陶勇，從一個傳統醫生，變身“網紅”醫生。同時兼任創業者，作家，網絡大V，公益發起人……對陶勇來說，人生的半徑擴大了，但圓心依然扎在醫療事業之上。

陶勇有句名言：理想主義的人更“貪心”。讀書時，談到夢想; 朋友們都說發大財，只有陶勇說“我要攻克癌癥，留名史冊。”陶勇說，他對醫學的理解，就是加入一場無限游戲。未來，我想引入社會公益組織、行業機關、同行、合作伙伴去共同經營這個游戲。二十年后，陶勇還是會坦然地談論他現在的理想——那就是，天下無盲。陶勇不僅做科研，還要創業。他推動先進的醫療科技產業化，走進醫院，服務病人。

陶勇：科技是一把更厲害的手術刀，我們要把科技成果進行轉化。比如眼內液檢測技術，它可以讓醫生很快知道患者的病因是什么，這項技術已經在全國700家醫院幫助了8萬個患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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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話 陶勇

陶勇發起光盲計劃，整合眼科上下游的公益組織，為病人提供全程服務。

陶勇：我跟志愿者說，如果你只是來這兒奉獻的，那我勸你不要來。因為這應該是一件悅己，利人，同步進行的事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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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勇不光寫專業書，還寫出了兩本暢銷的隨筆集，科普書和童書也在陸續出版。

陶勇：我之所以同意寫書，很大原因是被朋友的一句話感動了。他是一個抑郁癥患者，他跟我說，抑郁癥患者的內心是非常黑暗的，你能從這么大的事情里走出來，如果把它分享出來，可能能幫助一些抑郁癥患者走出來。

△《目光》 陶勇 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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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來，陶勇頻繁接受媒體訪問。在脫口秀和綜藝節目當中，他也是受歡迎的嘉賓，為醫生與患者奔走呼吁。

陶勇：全國有四萬八千個眼科醫生，可能我確實是有點另類的那個。我覺得上綜藝的挑戰無非就是會擔心別人會怎么看你。我們活在世上，不可能完全不在乎別人的眼光，我也會擔心。但我就會想，我又沒犯法，又沒干違反道德的事情，能讓大家更好地了解醫學生的成長，我覺得對這個行業是件好事。權衡之下，個人事小，理想事大，所以就去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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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勇還是受歡迎的演講者。他誠實地分享，回應聽眾的困惑。

陶勇：我去高校演講的時候，底下坐的都是經歷過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天之驕子們。但是他們也會焦慮，會想我現在努力學習到底有沒有意義。我就告訴他們，不要著急，給自己一點時間和耐心。意義是一個動詞，它需要時間。它就像一顆種子，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澆水，才能看到開花結果。你滴下去的每一分汗水，最后都會長成碩大的果實。但它需要時間。一定要相信魯迅先生說的，無盡的遠方，無數的人，都與我有關。

（部分圖片來自網絡）

制片人：張燕

編導：王劼

編輯：61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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